作为当代最著名的法理学家和政治哲学家之一，罗纳德·德沃金（Ronald Dworkin，1931-2013）向来以乐于和善于参与公共议题辩论而著称（在这方面和与其同辈的约翰·罗尔斯形成了鲜明分野）。其于2006年首度出版的《民主是可能的吗？》（Is Democracy Possible Here?）就是这么一本将自己秉持的抽象思考与美国当时的具体社会现实相结合的著作。在本书中，德沃金利用两条被其称作“基于民主共识”的抽象原则，对恐怖主义、宗教信仰、同性婚姻、赋税和财富再分配等一系列当下热门的政治议题展开了深入探讨，并进一步提出了“伙伴式民主”这一全新的政治架构。
不过对于许多中国读者来说，本书与其说是在回答“民主有无可能”，不如说是在探讨“民主是什么”。
以我个人的理解，德沃金在书中所提倡的“伙伴式民主”与西方学界自80年代末开始流行的“商议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颇有相通之处。简单来说，两者都批判单纯“以投票为中心”的多数主义民主，强调上可追溯到古希腊民主城邦的公民大会，下可在近代议会辩论的理想中得到体现的论辩环节。德沃金希望通过一种以论辩为导向的政治文化来增进现代多元社会下持不同信仰和观点的公民间的相互理解，去让已被轮番上演的“竞选游戏”、“政治广告”和非理性情绪摧残的当代民主政治重新焕发出生命力。不过与更加侧重沟通理性“商谈”程序本身的哈贝马斯不同，德沃金“伙伴式民主”的“论辩”具有更为明显的实质原则内容。用他的话来说，论辩的本质就是人们去进行关于何种公共政策更能符合于民主政治基本共识原则的讨论。
在德沃金看来，无论我们身处何种类型的民主国家，无论我们在具体的政治事务上有多么大的分歧（比如书中所列举的在美国偏向保守派共和党的“红色文化”和偏向自由派民主党的“蓝色文化”），有两条共识原则是为所有人认同的，而正是它们构成了“伙伴式民主”中公民论辩的基础。
第一条原则即内在价值原则，它主张每个人生命都具有特殊的客观价值，当这种客观价值得到实现时，生命获得了成功，而当客观价值被浪费时，生命则是失败的。套用康德的经典论述，正是每个人生命的内在价值决定了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这就进一步援引出了一般的平等理想，即人与人之间在内在价值上是平等的，没有哪个人比其他人还重要。从这个角度出发，贵族制和君主制不能被承认，明显的种族、宗教、文化、性别和性向上的歧视都应被批判，因为所有的这些都从一开始就对人本身进行了三六九等的划分，否认了其所平等享有的内在价值。
第二条原则是个人责任原则，它建立在第一条原则的基础上，即进一步宣称是我，而不是其他人该肩负实现自我内在价值的特殊责任。这则可以说是对自由这一概念的表述。因为正是自由保障了我运用自己的判断力，在不受他人无理干涉的情况下，对自己生命成功的标准和方法进行判断，从而承担起我的个人责任。按照这个思路，经济活动受严格控制的某种社会主义社会不可接受。因为即便这种社会在物质丰裕的情况下（我们姑且先不考虑经济学家和历史现实已经证明了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在生产力发展方面必然落后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因素）能让每个成员都享有大体同等且不错的薪资、住房和医保等福利，但它还是不能给公民有对工作、闲暇、投资和消费作出自我决定的自由。它虽然表面上平等对待了每个人的内在价值，但却剥夺了其去自己实现内在价值的责任，因此没能满足至关重要的个人责任原则。
当然德沃金并非主张市场自由放任的右翼自由主义者。事实上，若按照美国的政治谱系划分，德沃金和罗尔斯一样同属于平等式的自由主义阵营（Liberal Egalitarianism），近日国内一些学者所称的左翼自由主义部分源自平等式的自由主义思想，但我个人不偏向使用左翼这个称呼，毕竟在国内语境下，“左翼”一词很可能把其与源自社会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混淆，政治上更倾向于主张再分配政策的民主党自由派。于是一个可能的问题就是德沃金是如何在否定社会主义的情况下支持社会福利政策的？或者说他如何在默许某种财富再分配的同时坚持自己所信仰的个人责任原则的呢？
回答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对个人责任的精确理解。按照德沃金的思路，个人责任只能意味着你对应该由你负责的东西负责，对那些你不能决定也不应负责的东西是不可能有所谓的个人责任的。因此市场所造成的极大不平等才不应完全说是个人责任的结果，毕竟程序化进行的市场交易无视了由出生、家境、天赋、运气和健康等非个人应得的，道德上任意的因素所带来的结果不平等（从这个角度上说，持平等式自由主义观点的人一般会认为自己是继承而不是篡改了古典自由主义。如果以洛克和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自由主义者废除封建君主特权的本质，被看成是减少那些非我们个人决定的出生地位对我们生活的影响，那么现代自由主义的平等观点则无疑是这种思路的延伸，旨在进一步减少和出生地位一样，非我们个人决定的家境、天赋、运气和健康对我们生活的影响）。一个民主的政治共同体应给所有公民提供平等的机会，让他们占有财富的差异只（或者说尽可能多的）由他们能为自己负责的问题所决定，如是否工作、工作多少、储蓄和消费多少等，而不是像（或尽可能少的像）纯粹的市场经济那样受出生、家境、天赋、运气和健康等自己无法决定也不可能负责的因素影响。再分配政策和社会福利项目因以此为目标。也只有在最大程度的实现这个目标的基础上，民主的政治共同体才能宣称它既平等的关怀了每位公民，又让他们尽到了对自己的责任，才能被认为大体满足了“伙伴式民主”的两条基本的共识原则。
根据对两条共识原则的基本描述，我们可以大体勾勒出一个“伙伴式民主”理想蓝图，但这依旧留下了许多悬而未决的细节问题，比如何种具体的经济和社会政策能最好地满足上述共识原则，在平等对待弱者的同时不陷入无视其个人责任的境地，在保障无神论或少数宗教信仰者平等地位的同时又不侵犯多数教派信教的自由等等。而这些都要靠公民具体应用两条原则的公共论辩去给出明确的答案，这种批判性思考的论辩能力的形成则又有赖于书中倡议的对现有学校教育的相关改革。
可以说《民主是可能的吗？》中的“伙伴式民主”多方面完善了现有的民主实践。通过两条共识原则，它一方面避免了“多数主义民主”未能平等看待少数派成员的“反民主”的问题，另一方面借由把个人权利嵌于民主概念本身，解决了“要民主还是要自由”的矛盾。此外，通过“论辩文化”的培养，它不仅有效回击了保守主义者对民主沦为“暴民政治”的批判，还可凭借多元的积极参来提高最终民主决策的质量。而最为关键的是，它更新了大多数国人对民主的印象和理解，借由对“什么是民主”，“民主需要什么”的全面阐述，提供了一个追求民主政治道路上的一个新坐标。
本文原载于《经济观察报》，如需转载，请注明作者和出处
作者邮箱：tongzhichaodisney@aliyun.com
新浪微博：@JohnnyTong假装是学者
0
推荐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