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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耶克与民主的“效益优势”

在很多人眼中,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奥地利裔英国经济学家哈耶克(Friedrich Hayek) 是一位坚定的市场经济和古典自由主义的捍卫者。正是他最早在20世纪30年代社会主义思潮大行其道之时指出社会主义所鼓吹的国家对经济控制是一条扼杀个人自由的“通向奴役之路”。哈耶克不仅反对社会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等任何强调国家控制计划经济的学说,更不赞同凯恩斯主义所鼓吹的政府对市场的过度干预。在他看来市场是唯一实现经济繁荣和保障个人自由的途径。他对计划经济必然失败和市场经济自发秩序原理的论述一直被视为其在经济学和政治哲学领域的突出贡献。

有意思的是,在经济领域推崇市场至上的哈耶克理论到了政治领域却可以为一种主张更广泛包容性的多元参与民主提供辩护(在此我先将由哈耶克理论推导出无政府主义的人排除在外,毕竟哈耶克自己也不是无政府主义者)。如果说在经济学界哈耶克让人们认清了市场经济必然优于计划经济,那么在政治学界哈耶克的理论延伸则成功证明了民主政治不仅在道义上更在效益上优于威权和极权统治等非民主政体。哈耶克理论的政治学运用正成为当下美国政治学界的一个新的研究热点。这里我就为大家介绍两本与哈耶克理论和多元参与民主相关的著作,它们分别是耶鲁大学副教授Helene Landemore所著的” Democratic Reason: Politics, Collective Intelligence, and the Rule of the Many”和斯坦福大学教授Josiah Ober所著的” Democracy and Knowledge: Innovation and Learning in Classical Athens”。

在哈耶克看来,经济领域计划经济的必然失败的原因有两点。其一,在这个高度分化的现代多元社会中,对经济生产活动有效和有益的关键信息是分散的。其二,能够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有效信息无法被提前预知,而只能在市场竞争中逐步为人们所知。正是由于此,看似由一帮专业人士主导的计划经济是不可能比的过看似无序的市场经济的。成百上千位受国家雇佣的经济专家不仅无法充分反应分散于整个社会中的有效信息,更不可能通过行政命令对有效信息做出预知。20世纪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计划经济模式的失败无疑充分验证了哈耶克的远见卓识。

而如果我们进一步思考哈耶克的理论论述,我们就会发现其背后隐藏了这么一个逻辑,即决策质量的高低与其说取决于专家知识不如说取决于参考信息的多元和博弈。在一个高度开放的现代社会,对专家知识的过度依赖会造成许多未能考虑到的决策盲点,而此刻被视为专业的知识在瞬息万变的社会发展中很可能很快就会被淘汰而显得落伍了。与之相反,参考信息的多元则会让决策考虑更为全面,多元信息的互相博弈也往往更能为决策提供真正有效的关键知识。理解了这点我们就不难明白为什么民主政治不仅是在道义上,而更是在效益上是优于威权和极权等非民主政体的。因为与非民主政治相比,民主政治所仰仗的更多是参考信息的多元而非少数决策者的专业。从长期来看,它就应该能做出质量更高的政治决策。

进一步的讲,如果民主政治效益上的成功源于其对多元信息的真实反映,那么民主政治的制度改革方向就该是以更包容的姿态让分散于社会的各种有效信息进入到政治决策领域,而不是以民众无知为借口赋予各类专家委员会更多的权力。这就要求我们拓展民主参与的有效形式,只有参与性的增加才能最大限度的让参考信息的广泛与多样化。这些都是Helene Landemore所著的”Democratic Reason: Politics, Collective Intelligence, and the Rule of the Many”一书中所讨论的内容。作者认为哈耶克理论的推广运用证明了是信息多元构成了看似无序的民主政治中的民主理性(Democratic Reason),而正是这种民主理性带来了集体智慧(Collective Intelligence) 和多数统治(the Rule of Many)在效益上的胜出。作者在书中还有很多大胆有趣的制度改革提议。比如当随机抽取而非竞争选举选拔公民担任立法代表这一看似荒诞的提议是有一定的合理成分的。因为与选举的选贤用能相比,随机抽取产生的代表可能不那么专业,但自身背景可能会更为多元。

如果说Helene Landemore的作品是从理论上阐明了哈耶克理论与多元参与民主的内在联系,那么Josiah Ober的” Democracy and Knowledge: Innovation and Learning in Classical Athens”则用古希腊历史解释这一联系其实是有其历史事实依据的。在古希腊的诸多城邦中,雅典是少数长时间靠直接民主组织起来的城邦。看似混乱的的直接民主不仅没有让雅典在诸希腊城邦竞争中迅速被其它非民主城邦征服消灭(我们要考虑古希腊的城邦竞争远比当代大国竞争要残酷,当时城邦竞争中失败的被征服城邦是要面临成年男子全部背屠杀,妇女儿童全部为奴的悲惨命运的),而是让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了最强大的希腊城邦之一。你当然可以说雅典的直接民主是建立在奴隶制上的不完整的民主。但奴隶制本身无法解释雅典在城邦竞争中的巨大成功,这是因为当时非民主和民主的希腊城邦都存在奴隶制,奴隶制是它们的共同条件。因此在Ober看来只有民主政治对分散知识的充分吸纳解释了雅典相较于周边城邦的优势地位。正是直接民主参与和相关制度设计带来的参考信息多元不断推动雅典的知识获得和决策创新,以巩固其在希腊城邦中的领先地位。

多元参与民主早已因其对公民平等政治权利的高度尊重而被认为占据了道德上的高点,而现在又在一批政治学者的努力下,用哈耶克的相关经济学理论论证了其在效益上的优势。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去支持和传播多元参与民主这一理念呢。

本文原载于“微思客WeThinker”(微信号:wethinker2014),如需转载,请注明作者和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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