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耶克（Friedrich Hayek）的名著《通往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出版70周年。这部将国家对经济的过多介入视为个人自由之敌和极权主义之源的著作无疑引起了许多当代中国自由主义者的极大共鸣。对于不少在上世纪50-70年代的中国经历过计划经济之苦的知识分子来说，哈耶克在40年代初期“资本主义低潮”时的所言所述简直让他成为了一位具有天才洞见的预言家。正是他很早的指出政府权力膨胀会带来的极权主义灾难，强调了市场经济的必然优越性。因此不少人认为在70年后的今天重读这本哈耶克经典对中国社会新一轮的简政放权和市场化改革别具指导意义。

而在我个人看来，哈耶克的理论自身当然有不小的价值，但一些人对其的过度热捧反倒可能让我们忽视了自由主义之外的优秀思想传统。事实是在上世纪40和50年代西方社会对法西斯主义的集体反思中，发出声音的除了有像哈耶克和波普尔（Karl Popper）这样的自由主义者，还包括了如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一样的共和主义政治理论家。阿伦特于1951年出版的《极权主义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就是一本当代共和主义观的代表作。它能给我们提供的是一种不同于于哈耶克自由主义式的看待极权主义和剖析现代社会的思路。

共和主义一直是一个人类历史上悠久的思想传统。与伴随西方进入现代工业社会而由约翰.洛克(John Locke)和亚当.斯密(Adam Smith)所开启的自由主义思潮的不同，共和主义思想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公元前古希腊的亚里斯多德(Aristotle)和古罗马的西塞罗(Cicero)。英语中的“共和”，即”Republic”一词更是源自于拉丁文的”res publica”， 意为“公共事务”。 可以说共和主义一开始就是一种热衷于公共事业的崇高政治理想，而这种理想也反映在了阿伦特有别于各派自由主义的公民观上。与着眼于个人权利而淡化公共事务参与的自由主义低程度公民观不同，阿伦特认为政治冷漠绝对是该受到批判的，她的公民观也毫不含糊地建立在积极参与这个共和传统的基本价值之上。

正是这种共和主义的公民观让阿伦特对“极权主义的起源”产生了不同于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的解读。与哈耶克把大政府下的计划经济与极权主义划等号不同，阿伦特将现代高度分化社会下产生的孤独和缺少联系的个人看作极权统治的基础。在1958年再版的《极权主义的起源》的增补内容中，阿伦特明确指出个体间的相互隔绝和孤独感是极权主义的前提条件。换句话说，在阿伦特眼中真正可怕的并不是哈耶克所言的政府职能的不断扩张和为维持福利项目运转而增高的收入税率，而是庞大权力作用下的相互孤立的个体本身。

或许是由于哈耶克经济学的背景出生，他对极权主义的批判更多的是从政府干预破坏个人经济自由的角度出发的。与之相反，有着深厚古典哲学功底的阿伦特并不认为市场经济所带来物质繁荣本身可以充当自由社会的“守护神”。她所担心的恰恰是因追逐物质需求退缩在隐匿的私人领域之中的个人。用她的话来说，最危险的土壤是一个表面上看似个人自由但缺乏公民组织和社团等参与机制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呈原子化的个人被剥夺了扮演公共角色的权利，更缺少向他人显示个性自我的机会，只能靠相似的物质需求被联系起来。这样一个高度同质化的群体也就很容易受人俘获，一同攀附在一件表面上可以带给他们各自渺小人生意义和价值的东西之上，不惜以极端的方式为其献身和效忠，并因此打下极权主义诞生的基础。

可以说这样一个阿伦特在60多年前提出的观点已经在一定程度上经受了历史事实的检验。以瑞典和丹麦为代表的北欧模式所建立起的以高税收为支撑的“从摇篮到坟墓”的高福利制度就是最好的例子。虽然在经济方面高福利经常受到效率低下、活力缺乏、打击劳动积极性的批判，但不可否认的是没有一个当代北欧高福利国家因国家对经济的介入干预而走上了“通往奴役之路”，在政治上成为极权国家。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北欧高度发达的公民社会和政治参与扼杀了阿伦特眼中极权主义诞生的土壤，促进了社会健康发展。

或许由于时代的背景和巧合，哈耶克无意间成为了对中国改革开放影响最深的思想家之一。他的思想为中国走向市场经济提供了理论支撑，对正处于进一步市场化变革中的今日中国也仍具有启蒙和指导作用。但我们该清楚的是，经济学解释并非人类社会的全部，哈耶克更不应被教条的称为西方当代思潮中的唯一真理。当哈耶克遇见阿伦特，我们听到的是自由主义思想与共和主义传统碰撞所产生的“美妙旋律”。而这首自由与共和之歌或许在告诉我们对竞相逐利的市场经济的认可的同时不应也不能去忽视和否认公民精神和公民社会作用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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